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语录下

周清叟廉夫所录   

　　    后生看经书，须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释，不然，执己见议论，恐入自是之域，便轻视古人。

　　    圣人教人只是就日用处开端。如孟子言徐行后长，可为尧舜。不成在长者后行便是尧舜。怎生做得尧舜样事，须是就上面着工夫。

　　    学者不着实理会，只管看人口头言语，所以不能进。

　　    知道则末即是本，枝即是叶。

　　李伯敏敏求所录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    近日向学者多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夫人勇于为学，岂不可喜？然此道本日用常行，近日学者却把着一事，张大虚声，名过于实，起人不平之心。是以，为道学之说者，必为人深排力诋。

　　    某之取人，喜其忠信诚悫，言似不能出口者。谈论风生，他人所取者，某深恶之。

　　    不曾行得，说这般闲言长语则甚？如此不已，恐将来客胜主，以辞为胜。然使至此，乃师承之过也。

　　    今之所以害道者，却是这闲言语。

　　    须思量天之所以与我者是甚底？为复是要做人否？理会得这个明白，然后方可谓之学问。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伯敏于此心，能刚制其非，只是持之不久耳。”先生云：“只刚制于外，而不内思其本，涵养之功不至。若得心下明白正当，何须刚制？”

　　    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：宇宙之间如此其广，吾立身于其中，须是大做一个人。

　　    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。且如圣贤垂教，亦是人固有，岂是外面把一件物事来赠吾友？但能悉为发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，如此其贵，不失其所以为人者耳。

　　    伯敏问云：“日用常行去甚处下工夫？”先生云：“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贵至厚，自然远非僻，惟正是守。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。”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非僻未尝敢为。”先生云：“不过是刚制在这里，其间有不可刚制者。如此将来亦费力，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。”

　　    伯敏问云：“以今年较之去年，殊无寸进。”先生云：“如何要长进？若当为者有时而不能为，不当为者有时而为之，之个却是不长进。不恁地理会，泛然求长进，不过欲以己先人，此是胜心。”

　　    格物是下手处。伯敏云：“如何样格物？”先生云：“研究物理。”伯敏云：“天下万物不胜其繁，如何尽研究得？”先生云：“万物皆备于我，只要明理。”

　　    季绎与显道一般，所至皆勉励人，但无根者多。其意似欲私立门户，其学为外不为己。

　　    世人所以攻道学者，亦未可全责他。盖自家骄其辞色，立门户与之为敌，哓哓腾口实，有所未孚，自然起人不平之心。

　　    某平日未尝为流俗所攻，攻者却是读语录精义者。程士南最攻道学，人或语之以某，程云：“道学如陆某，无可攻者。”

　　    某读书只看古注，圣人之言自明白。且如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”，是分明说与你入便孝，出便弟，何须得传注？学者疲精神于此，是以担子越重。到某这里，只是与他减担，只此便是格物。

　　    读介甫书，见其凡事归之法度，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。尧舜三代虽有法度，亦何尝专恃此。又未知户马、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。

　　    祖宗之法自有当变者，使其所变果善，何嫌于同？

　　    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“将欲利民，反以害民”甚切当。

　　    或言介甫不当言利。夫《周官》一书，理财者居半，冢宰制国用，理财正辞。古人何尝不理会利？但恐三司等事，非古人所谓利耳。

　　    或曰：“介甫比商鞅如何？”先生云：“商鞅是脚踏实地，他亦不问王霸，只要成事，却是先定规模。介甫慕尧舜三代之名，不曾踏得实处，故所成者，王不成，霸不就。本原皆因不能格物，模索形似，便以为尧舜三代如此而已。”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目今未尝敢废防闲。”先生云：“如何样防闲？”伯敏云：“为其所当为。”先生云：“虽圣人不过如是。”

　　    邵尧夫诗云：“当锻炼时分劲挺，到磨砻处发光辉。”磨砻锻炼，方得此理明，如川之增，如木之茂，自然日进无已。

　　    今吾友死守定，如何会为所当为？

　　    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，博学在先，力行在后。吾友未博学，焉知所行者是为当，是为不当？

　　    防闲，古人亦有之，但他底防闲与吾友别。吾友是硬把捉。告子硬把捉，直到不动心，岂非难事？只是依旧不是。

　　    某平日与兄说话，从天而下，从肝肺中流出，是自家有底物事，何尝硬把捉？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如何立？”先生云：“立是你立，却问我如何立。若立得住，何须把捉？”

　　    孔门唯颜曾传道，他未有闻。盖颜曾从里面出来，他人外面入去。今所传者乃子夏子张之徒外入之学。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近日别事不管，只理会我亦有适意时。”先生云：“此便是学问根源也。若能无懈怠，暗室屋漏亦如此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何患不成？故云‘君子以自昭明德’。”

　　    在我者既尽，亦自不能掩。今之学者，只有心于枝叶，不求实处。

　　    心只是一个心，某之心，吾友之心，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，下而千百载复有一圣贤，其心亦只如此。心之体甚大，能尽我之心，便与天同。为学只是理会此。

　　    “诚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”，何尝腾口说？

　　    伯敏云：“如何是尽心？性、才、心、情如何分别？”先生云：“如吾友此言又是枝叶。虽然，此非吾友之过，盖举世之弊。今之学者读书，只是解字，更不求血脉。且如情、性、心、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言偶不同耳。”伯敏云：“莫是同出而异名否？”先生曰：“不须说得，说着便不是，将来只是腾口说，为人不为己。若理会得自家实处，他日自明。若必欲说时，则在天者为性，在人者为心，此盖随吾友而言，其实不须如此。只是要尽去为心之累，如吾友适意时，即今便是。”

　　    “以为未尝有材焉”，“此岂山之性也哉”，“此岂人之情也哉”，是偶然说及，初不须分别。

　　    只与理会实处，就心上理会。

　　    圣贤急于教人，故以情、以性、以心、以才说与人，如何泥得？若老兄与别人说，定是说如何样是心，如何样是性、情与才。如此分明说得好，划地不干我事，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处始得。凡读书，皆如此。

　　    当吾友适意时，别事不理会时，便是“浩然”，“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”，“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之也”。

　　    告子之意：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”，是外面硬把捉的。要之亦是孔门别派，将来也会成，只是终不自然。孟子出于子思，则是涵养成就者，故曰“是集义所生者”。

　　    集义只是积善，“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”，若行事不当于心，如何得浩然？

　　    天之予我者，其初未尝不同。如“未尝有才焉”之类，皆以谓才乃圣贤所有，我之所无，不敢承当着。故孟子曰此乃人人所有，自为斧斤所害，所以沦胥为禽兽。若能涵养此心，便是圣贤。

　　    读《孟子》，须当理会他所以立言之意。血脉不明，沉溺章句何益？

　　    伯敏呈所编《语录》，先生云：“编得也是，但言语微有病，不可以示人，自存之可也。兼一时说话有不必录者。盖急于晓人或未能一一无病。”

　　    人谓某不教人读书，如敏求前日来问某手处，某教他读《旅獒》、《太甲》、《告子》“牛山之木”以下，何尝不读书来？只是比他人读得别些子。

　　包扬显道所录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    一实了，万虚皆碎。

　　    存养是主人，检敛是奴仆。

　　    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人居其间，须是做得人，方不枉。

　　    须是有智识，然后有志愿。

　　    今人如何便解有志？须先有智识始得。

　　    人当先理会所以为人，深思痛省。枉自汩没，虚过日月。朋友讲学，未说到这里，若不知人之所以为人，而与之讲学，遗其大而言其细，便是放饭流羹而问无齿决。

　　    古之君子，知固贵于博，然知尽天下事，只是此理。

　　    要当轩昂奋发，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。

　　    志于声色利达者固是小；巢摸人言语的与他一般是小。

　　    自得、自成、自道，不倚师友载籍。

　　    问：“颜鲁公又不曾学，如何死节如此好？”曰：“便是今人将学、将道看得太过了，人皆有秉彝。”

　　    人精神在外，至死也劳攘，须收拾作主宰。收拾得精神在内时，当恻隐即恻隐，当羞恶即羞恶。谁欺得你，谁瞒得你？

　　    人皆可以为尧舜。此性此道与尧舜元不异。若其才，则有不同耳。

　　    许昌朝集朱吕学规，在金溪教学，一册，月令人一观，固好。然亦未是。某平时未尝立学规，但常就本上理会，有本自然有末。若全去末上理会，非惟无益。

　　    做得工夫实，则所说即实事，不话闲话，所指人病皆实病。

　　    午间一人问虏使善两国讲和。先生因叹不用兵全得几多生灵！是好。然吾人皆士人，曾读《春秋》，知中国夷狄之辨。二圣之仇岂可不复？……今吾人高居无事，优游以食，亦可为耻，乃怀安，非怀义也。此皆是实理实说。

　　    显仲问云：“某何故多昏？”先生曰：“人气禀清浊不同，只自完养，不逐物，即随清明。才一逐物，便昏眩了。”

　　    人心有病，须是剥落，剥落得一番，即一番清明，后随起来，又剥落，又清明，须是剥落得净尽方是。

　　    囗侄问：“乍宽乍紧，乍昏乍明如何？”曰：“不要紧，但莫懈怠。紧便不是，宽便是。”

　　    风恬浪静中，滋味深长。

　　    仰首攀南斗，翻身倚北辰。举头天外望，无我这般人。

　　    世欲情欲底人，病却不妨，只指教他去彼就此。最是道理中鹘突不分明人难理会。

　　    （朱子）彼亦可受用，只是信此心未及。

　　    古人朴实头，明播种者主播种，是乐者主乐，…一切皆有一定，不易不争。

　　    此理塞宇宙，如何由人杜撰得？

　　    自立自重，不可随人脚跟，学人言语。

　　    江泰之问：“某每惩忿窒欲，求其放心，然能暂不能久。请教。”答曰：“但惩忿窒欲，未是学问事。便惩窒得全无后，也未是学。学者须是明理，须是知学，然后说得惩窒。知学后惩窒与常人惩窒不同。常人惩窒只是就事就末。”

　　    学能变化气质。

　　    谓天理人欲，非是。人亦有善恶，天亦有善恶，岂可以善皆归之天，恶归之人？此说出于《乐记》，不是圣人之说。

　　    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，然后令他发奋植立。若田地不净洁，则奋发植立不得。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。若读书，则是假寇兵，资盗粮。

　　    一行数甚妙，聪明之极，吾甚服之，却自僧中出。

　　    优裕宽平，即所存多，思虑亦正。求索太过，即存少，思虑亦不正。

　　    人之精爽，负于血气，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？不得明师良友剖剥，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？又如何得能自省、自觉、自剥落？

　　    “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”，学者第一义。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”，此是第二。孔子志学便是志此，然须要有入处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便是入处。

　　    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好善不厌，《关睢》《鹊巢》皆然。

　　    睢鸠在河之洲，幽闲自重，以比兴君子美人如此之美。

　　    事固不可不观，然毕竟是末。自养亦须养德，养人亦然。自知亦须知德，知人亦然。不于其德而徒绳检于其外，行与事之间，将使人作伪。

　　    《汉书·食货志》后生可先读，又着读《周官·考工记》。

　　    某观人不在言行上，不在功过上，直截是雕出心肝。

　　    佛老高一世人，只是道偏不是。

　　    周康叔来问学，先生曰：“公且说扶渡子讼事来。”曾充之来问学，先生曰：“公且说为谁打关节来。”只此是学。

　　    某今亦教人做时文，亦教人去试，亦好人发解之类。要晓此意是为公不为私。

　　    凡事只看其理如何，不要看其人是谁。

　　    内无所累，外无所累，自然自在，才有一些子意，便沉重了。

　　    只要当奖即奖，当怒即怒，吾亦不自知。若有意为之，便是私。

　　    见人收拾者，又一切古执去了，又不免教他稍放开。此处难，不收拾亦不得，收拾又执。这般要处，要人自理会得。

　　    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只就近易处着着就实，无尚虚见，无贪高务远。

　　    不专论事论末，专就心上说。

　　    事好，心却不好。

　　    王遇子合问：“学问之道何先？”曰：“亲师友，去己之不美也。人资质有美恶，得师友琢磨，知己之不美而改之。”子合曰：“是，请益。”不答。先生曰：“子合要某说性善性恶、伊洛释老，此等话不副其求，故曰是而已。吾欲其理会此说，所以不答。”

　　詹阜民子南所录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　　    今所学果何事？人生天地间，为人自当尽人道。学者所以为学，学为人而已，非有为也。

　　    阜民既还邸，遂尽屏诸书。及后来其不可，又问。先生曰：“某何尝不教人读书？不知此后煞有甚事。”

　　    阜民曰：“昔尝见南轩张先生所类洙泗言仁书，考察之，终不知仁。”

　　    读书不必穷索，平易读之，识其可识者，久将自明，毋耻不知。今之读书谈经者，历叙数十家之旨，而以己意终之，开辟反复，自谓究竟精微。然试探其实，固未之得也。

　　    某尝问：“先生之学亦有所受乎？”曰：“因读《孟子》而自得之。”

　　荆州日录

　　    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即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之义。

　　    棋所以长吾之精神，琴所以养吾之德性。即是道，道即是艺，岂惟二物？

　　    此理塞宇宙，所谓道外无事，事外无道。舍此而别有商量，别有趋向，别有规模，别有形迹，别有行业，别有事功，则与道不相干，则是异端，则是利欲为之陷溺，为之窠臼。说即是邪说，见即是邪见。

　　    人各有所长，就其所长而成就之，亦是一事。

　　    自形而上者言之，谓之道；自形而下者言之，谓之器。天地亦是器，其生覆形载必有理。

　　    必至于有诸己，然后为得也。

　　    孔子十五而志于学，是已知道时也。虽有知，未多乍出乍入，乍明乍晦，或警或纵，或作或辍。至三十而立，则无出入、明晦、警纵、作辍之分矣。然于事物之间，未能灼然分明见得。至四十始不惑。不惑矣，未必能洞然融通乎天理矣，然未必纯熟，至六十而所知已到，七十而所行已到。

　　学问不实，与朋友切磋不能中的。每发一论，无非泛说。内无益于己，外无益于人。此皆己之不实，不知要领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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